悼念｜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乐黛云离世：总是要创新

夫妻合影。资料图

上学期间，她就认识了读哲学系的汤一介。毕业后，两人于1952年完婚，共同留在北京大学从事研究、教学。她说，她和汤先生是 “未名湖畔同行的两只小鸟”。相濡以沫走过60年，汤一介先生去世于2014年。

附上乐黛云先生2020年刊发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总是要创新，要走新路》，以及学者戴锦华的文章《印象乐黛云先生》，悼念这位令人尊敬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

《乐黛云：总是要创新，要走新路》

1948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当时中文系有沈从文先生开设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和“李义山诗的妇女观”、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等课程。我最喜欢的课是废名的“现代文学作品选”。他选的都是别人不选的那些短篇作品，有时候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他讲课的时候非常入神，忘乎所以，我们听着也忘乎所以。沈从文的课我也非常喜欢，他讲课很慢。“大一国文”和“大二国文”后来改成了“国文与写作”，特别加重了写作的部分。第一年是记叙文写作，第二年是文艺文写作，第三年是议论文写作。因为一连3年都要练习写作，且每3个礼拜就要交一篇习作，可以短一些，但都要亲自写过，自己立意、自己提炼、自己行文，所以我们那时的写作功底还是很不错的。

20世纪70年代，我给留学生讲授了3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头两年以朝鲜留学生为主。那时候我教他们和教中国学生差不多，只是比中国学生的教学内容要浅一点，他们大概能听得懂。最后一年，我教得比较得意的是一个欧洲班，班上的学生来自12个国家，像比利时、丹麦等西欧、北欧国家，也有英国学生，挺齐全的。他们的学风比较自由，有时候也辩论，我说一个想法后他们就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时候，他们讲英文我基本上能听懂，也很锻炼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给他们讲中国现代文学，为了让他们理解，我需要讲一些英国的或者北欧的文学（那时候我对北欧的文学文化很感兴趣），并接触一些他们所在地域的文学。当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将中西方两种文化搭在一起了。

后来我在北大和中国文化书院向学院内外的求知者授课，介绍中外文化概要和比较文学知识。当时来听课的人一般年龄都比较大，三四十岁的人居多。因为没有接受过很好的学校教育，所以他们对各种讲课都非常重视，很愿意听，不过也很挑剔，如果我讲的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他们都会提出来的。之后我在长沙的岳麓书院讲弗洛伊德，“中西”“中西对话”等话题自然而然地就在讲课过程中出现了。从那时我就开始进行中西比较和对话了，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设想过要建设一个比较文学学科或在中文系创建一个教研室。

1985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建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在这方面我恐怕是一直没有什么自觉意识的，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没有过建所的打算，比较文学当时在系里也没有任何地位。我建所、设计课程和引进人员的想法，是后来慢慢成形的。我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很重要的就是“听其自然”，“听其自然”是我的格言。我没有刻意地想过要成立一个比较文学学科，要教哪几门课，要招什么样的学生——我就是按照我觉得合理的方式去讲，在讲课之后，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视角。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北大和我是血脉相连的，不论是其精神命脉，还是过去的那些老师们。我觉得这是一块宝地，中文系将来会越办越好，这一点信念我是有的。而且北大的精神是“创造”，它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是“常为新”的，是要创新、要走新路的，这也与我自己的精神是一致的：总是要创新，不能老是说人家说过的话、做人家做过的事。现在北大还有很多年轻教师，在创新上做得比我好，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高兴的事。

（乐黛云，1931年生，1985年创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本文刊发于《光明日报》2020年11月20日第13版）

《戴锦华：印象乐黛云先生》

当人们借比较文学而仰望欧美、追随西方之时，乐黛云先生在这处高地上，瞩目的是中国的文化与诗学传统，她思考它们与学术的落点，是将差异而普遍的中国思想带往世界。深深地内在于、代表着“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觉地尝试超越其上，乐先生在她逾不惑再起步的学术生涯里，有着寻觅、发现、建构、确立现代中国文化主体的高度自觉。

在中国，大约没有哪个人文学科的建立，曾如比较文学那般起始分明、风生水起；或如比较文学那样，挟携着、铭写着一个时代的梦想与欲求，同时反身书写、形塑着自己的时代。

一个激情盈溢的年代，一段悲情对决的岁月，一份因理想而青春勃发的记忆。那时节，西来且新鲜的“比较文学”，便如同某种时代的微型肖像与文化印鉴。

在我个人的经历与体认中，我对比较文学的认知、国际视野中的比较和差异意识、我与这一学科丰厚而稀薄的联系，都系于一个人——乐黛云先生。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记忆中，比较文学的旗帜重叠着乐先生的名字，她不仅是中国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与确立者，她也自始至今，以她的学养、气度、胸襟、精神气质与人格魅力召唤着、集聚着人们对新学科、新思想、新理论与“走向世界”的热望和实践。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乍暖还寒、阴晴不定的时日。我的求学岁月，在彼时的北大，乐先生于我，于我的同学们，是一则“传奇”、一个偶像。那时的北大课堂里突然多了一些新鲜却沧桑的面孔，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悲情与激情的标识形象。乐老师则不然。当她再次出现在文学课堂上，迸发出的是一份受阻良久、骤然喷发的意气与才情。要很久以后，她传奇般的青年时代，她的落难，她和汤先生间的世纪爱情……才会在学院内外流传。在乐老师的课堂上我曾始料未及地遭遇震撼：听她以尼采哲学的视野读茅盾，“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如此强烈且鲜活地洞穿了茅盾笔下的、或激进或颓废的青年形象；“大革命”时代的“动摇、幻灭、追求”，在西来的光束下，陡然呈现了迥异的色调与意蕴。在神采飞扬的讲述间，乐老师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你间或遗忘了那泼洒在田间、牛棚、锅炉房、那无望中的23年的光阴。不久后，这位令我们这些年少轻狂、桀骜不驯的学生折服的“新”老师暂且离开了我们的视野；那时，没多少人知道，乐老师是最早接受美方学术邀请、负笈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文学者。及至她与汤先生相携归来之时，她已然成了校园偶像。

犹记彼时宿舍里熄灯后的倾谈。乐老师是其中的主角。其时，带着激情和饥渴、羡慕（些许嫉妒），同学们谈得最多的，是与乐老师伉俪同回的，不是当年的令人羡慕的“归国人员”特权物：日本电器，而是十几箱书——“国外最新学术著作”！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我们的心中，那不啻是一座阿里巴巴的神秘宝藏。再以后，同学中的勇敢者登门求教，为师长热情接纳，便俨然成了乐老师的座上客。倾谈里便多了亲历者的细节：乐老师的豪爽，汤老师的儒雅，那一对出色的儿女；乐老师家独有的“壁纸”：四壁上顶天立地的书柜，满满的古籍与新书。新年夜，乐老师开门纳客，宾客如云，其中不乏师者，但多有学生。亲历者特别描绘了屋中的一道风景：十字拉起的挂绳上密密匝匝地悬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美贺卡。师生们一起包饺子、度新年……我不在其中。那时，对我所倾慕和折服的人或事，我只会远远地注视，默默地关注和倾听，不愿近前半步，生怕唐突、亵渎，生怕被拒绝或轻看。

渐渐地，乐老师不再仅仅是北大校园中的一个身影、学生们口中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而且是20世纪80年代幕启时分最响亮的名字之一，而且这名字与一个悄然舶来、渐次耀眼的学科之名重叠在一起：比较文学。似懂非懂、知之不详地体认到：那是全新的学科与方法，那是豁然洞开的视野与路径，那是新的可能与未来；甚至，那就是新的十年、新的世代的号角和召唤。悄然清晰起来的是，比较文学不仅关乎文学，更是重新校订中国的位置。那是大学、人文学科自觉的更生与重建。我可以想见乐老师当时所置身的风云际会之处，所肩负的重压与冲击。她事实上树立并执掌着“比较文学”这面旗帜，至诚、谦和地站在前辈至尊的后面，积聚起那时节无数激情张扬的一代青年学子。一个学科的建立。一个时代的开启。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已在乐老师麾下，西渡大洋彼岸，才购到乐老师赴美时出版的自传。捧读之时，在那题名：To the Storm（《走向暴风雨》），显影出更长的时段，更丰满的意味——乐老师的一生充满了疾风暴雨，但她始终并非受困或失陷，而是迎向风暴。那时节，比较文学是一方沃土，一隙蓝天；继而是一场悄然的飓风；到它成就为一处异常热烈的论域、最终成就为一个全新的学科，它已在乐老师的预期与自觉之间，改写了中国文学的地形图。然而，即使彼时，乐老师已棋高数筹：当人们借比较文学而仰望欧美、追随西方之时，乐老师在这处高地上，瞩目的是中国的文化与诗学传统，她思考与学术的落点，是将差异而普遍的中国思想带往世界。深深地内在于、代表着“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觉地尝试超越之上，乐老师在她逾不惑再起步的学术生涯里，有着寻觅、发现、建构、确立现代中国文化主体的高度自觉。作为暴风雨时代的女儿，乐老师始终保持着批判、自我批判的犀利、锐敏与勇气，因此绝不会陷囿于“国学”“国故”的窠臼。于我，于我的时代，乐老师一边不断拓宽、延展着理论，尤其是西方新锐理论的天际线；一边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展示、开启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博大精深的宝藏。

彼时，我也于懵懂之中热切地向往着“比较文学”。然而毕业了，我终于与比较文学擦肩而过，无可选择地去了电影学院任教。但我学术生涯的起步、立足之初，仍是受惠于乐老师的、于她也许是无心之举的点拨。将结束学生生活时，乐老师第N次访美归来，在办公楼礼堂讲座。人头攒动、一立足地难求。我早早到场，也只得有幸跨在窗台上听讲。那次，老师讲“西方新思潮”，洋洋洒洒间论及“结构主义”，寥寥数语清晰勾勒出这个其时闻所未闻的“主义”。那是我与结构主义的首度相遇。惊闻之时，若有所得。依着老师的路标，我在彼时新理论的热络与荒芜中搜寻着结构主义的断篇残简、只言片语，自那里启程我电影学术生涯，自那里理解了为师者的意义和快乐。就是这样，乐老师出演着时代的启门者。在彼时狭小却珍稀的一隙间，欧美世界悄然涌入，中国正起步登场。她获知、她指认、她引领、她助推。她呼唤风暴，也细雨润物。

到我得以面对面结识乐老师之时，比较文学已蔚然成壮观。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历经艰辛，开始确立。中国文化书院揭幕，我曾是无数学生中的无名的自费学员。在台下听乐先生、汤先生及列位“武林至尊”侃侃而谈，真是人生快事。那时，乐老师麾下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北京的长街短巷上的各类青年志愿者，如今早已是各大学、各学科的领头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不仅是其时最壮大的学术团体，而且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理论、新学科的发祥地与庇护所。今天，已很难想象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可以具有那样的体量和影响：不仅拥有数千会众，而且下辖百余个二级学会；中国之“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学派”——意指跨学科、理论建构与批判的功能和角色，是其时人们对乐老师的团队、对学会的期许。这一切，固然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奇迹，但无疑清晰刻写着乐老师的人格魅力与个性特征。如今，我身历半个世纪，不能说阅人无数，也可说交往颇广，但乐老师的胸襟、气量、风度与胆识，仍是我至今所未见。“和而不同”，是人们间或挂在嘴边的说法或引用，但作为一种可望难及的境界，却是乐老师为人、治学的基本。乐老师自己做人坦坦荡荡、毫不苟且，但待人、用人却是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绝无苛求。因此，麾下诸众，千人千面，路数所思各异，却能一呼百应。此间，偌大舞台的台上台下，固然少不了明枪暗箭、明攻暗算，乐老师自也免不了“中招”；也见过她愤懑、无奈，但永远只是一瞬，挥之而去，从不挂心。自彼时至今日，乐老师一以贯之的，便是倾全力知人善任、珍爱人才、提携后进。不仅我辈，及至我辈之弟子，乐老师几乎是有求必应，助之不遗余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自己正和年轻的朋友们一道在电影学这片昔日中国学术的处女地上撒欢儿。经由身边年轻朋友的自荐，乐老师开始关注我们这个团体及我们狂妄而微末的努力，自那时起，我、我们也成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追随者。记得第一次应乐老师亲自邀请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年会。我等一干人惯于电影圈的无行，短裤T恤地闯去会场，惊见到人群环绕之间我所未曾得见的乐老师一袭长裙，与谈者亦颇有衣香鬓影、优雅鸿儒之像。我辈顿觉自惭，落荒而逃。幸而又幸的是，我居然在街边买到了裙装，尽管不甚雅致，但勉强配上了盛会的氛围。此间另一则记忆犹新的花絮，是与众友坐等开幕式之时，仰望主席台上黑压压地满坐着男性学者。但见乐老师与饶芃子老师相携登台，从容坐上主位。轮到我斗嘴：“女人无须多，坐中间就是了。”一干女学者乐不可支，强忍笑声。犹清晰记得老师的开幕致辞，在中西古今的坐标框架内，再度言说中国、图绘世界。其间的问题意识与张力，其间的文采与情感，至今仍不时萦回。

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身处的时代将陡然落幕，一个全新的“世纪”行将开启；那时我还无从想象，我将在新“世纪”舍弃我深爱的电影学院、追随在老师的左右，由此揭开我个人生命全新的一页；那时我还尚未认可：老师——乐先生，将是我毕生仰望、难于抵达的高山。

80年代，90年代。幕落幕起之间，是一个世纪的终结。在那份密集、滞重里，身边的人们纷纷去国，一时间风流云散。80年代铺陈开的、那个巨大而热络的舞台陡然一片寂寥。此时，乐老师却与汤先生相携归国。与友人结伴去拜望。问及老师，老师仍笑得爽朗：“人文学者，不想滞留国外。多少人劝，我们还是决定回。”这件事对那时关于去留问题意马心猿的我说来，那种感受与其说是震动，不如说是漾起暖意的感悟：何谓承担，何谓勇者，何谓抉择……

1990年，在种种的不确定之间，少数快乐的时刻之一，是乐老师亲口邀我回母校客座——站上母校的讲台，大约是每个大学生，尤其是北大学生们最热切而隐秘的心愿吧。电影课，在南门旁的电教楼上，于我，更是意外之喜。乐老师大约不知的是，她的邀约，不只为我圆梦，也满足了我内心狂悖的奢望。至今仍清晰记得那一天，中午时分暴雨如注，上课前却已是浓云褪尽，碧空如洗。兴奋却忐忑地走上阶梯教室的讲台时，竟看到乐老师满面笑容地坐在第一排。那时刻涌起的感动、狂喜与恐慌，宛如昨日。如今，我也已过知天命之年，晚辈弟子也多有教授、副教授。我尽管也自视提携后进，称“扶上马送一程”，却从未能如老师这般礼贤下士、亲力亲为。况且彼时的乐老师是何等身份，而我却只是来自电影学院的一个无名小讲师……

为了这个时刻，也为了与乐老师最新招聘的人文科系的第一个旅美归来的博士张京媛的友情，我与乐老师的交往开始绵密。窃以为这已是我与北大的圆满的故事。但不久，京媛告知了老师有邀我调往比较所任教的意向。初闻时的大喜，不可为外人道的、跃跃欲出的虚荣满足，自不待言；但心底坦言，我却几乎没有真正考量老师的提议。那是由于一则我自视于电影学院根扎已深；二则是对电影早已一往情深；而彼时彼地，电影人自成一“国”，观片谈影，均是“电影国”公民特权，其身份获取难于入籍美利坚；而我自恃已“绿卡变公民”，要舍弃万万不能。纵是母校也不予考虑。在百般无助与辛酸之间，京媛转告了乐老师的再次邀约，并加上她的即兴发挥：赶快决定！你以为你是谁？乐老师攥着大把求职的洋博士、土博士，等你三年了……某夜，泪流面满地自为流沙掩埋的噩梦中惊醒之后，痛下了决心。尽管做好了鸡头凤尾、从零开始的准备，但仍向乐老师尽言我的顾虑：北大庙高神多，水静流深，盘根错节，而我才疏学浅、粗狂散漫……老师一一作答，耐心开解的同时竟给出承诺：只管专心教学科研。

1997年，我以37岁的“幼齿”，本科毕业的学历，获取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资格。为此，乐老师殚心竭虑，尽管我近旁，便是东洋、西洋博士的竞争。甚至当我在学术委员会高票，而非全票通过时，乐老师竟怒而拍案。日后忆起这一幕，汤先生笑而叹息：你几时成熟啊？不错，返归母校，我是乐老师的“爱将”；但比较所全体诸君哪个不是？身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主席，在授课与写作之间，在极度密集的国际学术会议、国际互访之间，乐老师永远精神矍铄、举重若轻地为我们料理着原本应当事人自理的一切。

是的，1993年夏天，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一如别去之时，我再次跨入了当时北京大学五院背后的半截矮墙，返回母校任教，成为乐老师麾下的一员。

的确，在乐老师身边，深切知晓先生的“不成熟”。历经坎坷、叛卖，先生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她始终打开着她的房门，开敞了她的心，接纳所有仰慕、投奔而来的人，援手于所有落难、困窘的人——对所有的同行、同事，对所有的年轻人，甚至对北大校园内比比皆是、我辈不屑一顾的各种流连者。她拒绝去分辨他们怀抱的动机、他们大大小小的私欲与图谋，只要他们有几分长处，有些许向学、向好之心足矣。我等也敢在老师面前打趣她的，便是她对哪怕最通俗版本的“苦情戏”“悲情牌”的免疫力缺失。于是，对上门求教、求告者，乐老师赠书作序、贴补送物，倾己所有，从不推拒。正是这种“不拒绝”，让茶余饭后多了种种的受骗上当笑谈，乃至农夫和蛇的故事。但直到某日，我才真正体认到，这绝非书生、学人的意气天真，这是我永远只能仰视的胸襟，这是大时代之女特有的高尚，这是成大事，而非蝇营狗苟、追逐小利者的品格。那一日，乐老师把我唤到家中，耳提面命地告知“知人”与“用人”的区别，直指我自恃“知人”而难于容人、不懂“用人”的死穴。她娓娓道来、鞭辟入里，众生相、人世情，纤毫毕现、洞若观火。我在无地自容间顿然了悟了自己的狭隘粗狂，获知了先生的睿智气度。她无不知，但无不容，用人不疑，以此成大事。赤子之心，不谓天真，只谓至诚。为了文化的事业——中国的、世界的，她只是在真正践行着“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记得那时的自惭。是啊，遭遇天堂到地狱的坠落，历经23年炼狱的羁押，以先生之阅历、之智慧，岂可……但先生确有“弱点”：世事沧桑，但她始终无法对不公不动容、对不义不发声，始终无法无视弱者的诉求。

时有人问及我的师传，我便回答，野狐禅，谈不到师传。那是实话。但我在人前，在心底，会在最虔诚、最素朴的意义上，称乐先生为老师。不曾有幸入室，习先生学贯中西的渊博，但私心里毕生奉之为精神领袖与导师。面对众人，我会说乐老师是我的“偶像”，但一个老旧的字眼远为真实：那是我生命的“榜样”。

始终，仍然，踏在乐老师的脚印上……仍在追随与追赶之中……

（作者：戴锦华，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刊发于《光明日报》2017年8月18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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